2005年3月14日下午，林其锦在鞋厂干活儿。他的工作是用脚踩住机器，然后用手把裁好的鞋底拿出来。这一次，鞋底的位置远了些，他不得不欠起身子，努力伸手去够。一直连续加班的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脚渐渐离开了踏板……机器轰然压下，双手血肉模糊。
林其锦双手共有五只手指骨折，医生也不知道今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在医院里，他听说有受工伤者的手指因为坏死而被切除，这让他对自己的将来很担心。他盘腿坐在病床上，耷拉着脑袋，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缠满纱布的双手。
“就像卖猪肉打折一样。打个五折到六折，是很普遍的”
根据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以下简称“打工族”）总干事曾飞扬的估算，在珠三角企业，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
“打工族”活跃在珠江三角洲，宗旨是研究广东外来工权益状况，为贫困打工者提供免费法律辅导与帮助，促进外来工权益保障。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们定期派志愿者去医院探访受工伤的工友，送去免费的法律知识手册。这个项目叫做“工伤探访”。
我走进“打工族”的时候，莫德富正在咨询索赔的法律问题。他的左手一直藏在衬衫的衣摆下面，用右手捂着。我请求他把左手拿出来，他迟疑一下，慢慢抬起左手。
那一瞬间给我的感觉是：恐怖。没有无名指，食指和中指是脚趾移植的，大拇指和小指上布满疤痕。脚趾接在手上，指节很短，前端显得特别肥大。是一种触目惊心的不协调。
2004年6月，他的手被油压机轧伤。中山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的职工劳动能力鉴定书的鉴定结论是：六级伤残。
莫德富打工不到两个月就遇到工伤，厂方没有为他买保险。住院一个月后，因为厂方拖欠医药费，只得出院。伤口仍在化脓，他又自己掏钱买消炎药吃。
《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四章第二十九条规定：对五级至十级残疾的职工，用人单位不能解除劳动关系，应当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一天，莫德富出厂办事，回去时保安就不让他进门，从此被赶出了工厂。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工厂理应赔给莫德富所有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待遇。可他没拿到赔偿。
“老板不肯见我，老板的律师听说我要求赔偿，说做不了主，问来问去也没个结果。”
“你想通过法律途径要到赔偿吗？”“打官司要花钱的，我没钱。”
每天，曾飞扬都会面对像莫德富这样无助的求助者，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然而几年前，曾飞扬却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当时，他的工作是律师助理，作为企业的代表，和受伤的工友谈赔偿问题。
“你怎么代表企业去谈的？”
“比如按规定该赔7万元的，老板说，最多4万元。我去主持调解，工友请不起律师，也耗不起时间，最后拿了4万元走了。”
“这是什么感觉？”
“就像卖猪肉打折一样。打个五折到六折，是很普遍的。到后来我受不了了，良心不安啊。”
1998年，他和廖晓峰发起了打工者俱乐部，在办工商注册手续时遇到了问题———他们都没有执业律师证。工商部门只批准“代理文书处理”，强调“不含法律咨询”。
“我们只能收文书处理费，很少的一点钱，刚够成本。租了很小的一间办公室，大家吃住都在一起。”曾飞扬并没料到，媒体后来对他们的行动予以高度评价：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劳工自救的开始。
“每一张探访表背后，都有一个辛酸的故事”
在“打工族”，一个姑娘捧来一册装订好的工伤探访表，大概五六十份。每张表格上，都印着同样的问题：姓名，性别，年龄，何时受伤？受伤原因是什么？在什么工厂？
谁负责医疗费？有没有人照顾？有没有买工伤保险？等等。
我问，还有吗？
姑娘把我带进一间办公室，打开一个柜子。“这里全是。”我一看，厚厚的几大摞，足有几千份。
多么似曾相识的画面！
半年前我采访周立太，一个在广东为断手民工打官司而声名远扬、也颇有争议的律师。他带我走进档案室，打开四面墙上的落地柜，指着那些发黄的卷宗，“每一个卷宗背后，都有一只断手。这都是经济高速发展背后的血泪史。”
同样的，每一张探访表背后，都有一个辛酸的故事。
晚上，我继续研究“打工族”的《工友通讯》。一篇名为《我的未来不是梦》的自传，让我认识了志愿者刘先进。
“我是陕西人。1995年，我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到了广东，寻找美丽的梦。2002年1月17日，那个对我来说永远都忘不了的日子。上班时机器无情地轧坏了我的左手，当时眼前一片黑。
“第一次手术时间长达8小时，那种痛苦无法形容。在那段时间里精神的压力和肉体的痛苦使我都快崩溃了。这时开始接触到了‘打工族’，他们经常派探访员来讲工伤知识，以及待遇和赔偿的问题。
“我伤好后，评为六级伤残。最让人心痛的是得不到合理的赔偿，厂里不给我工伤辞退费，还扣压了我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把我赶了出来。
“我没有钱，也没有办法，只好找‘打工族’，他们帮我写了劳动仲裁书，结果我拿到了我该拿的三万多块钱。这以后我一直在做工伤探访工作，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义，我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工友。”
我立刻打电话给曾飞扬：我要和刘先进一起去医院探访。
刘先进一点也不是我想像中的样子。长长的头发，染成黄色，在脑后扎个马尾，穿一身紧身黑色上衣，像个摇滚青年。
和莫德富一样，他一直把左手藏起来。在我的要求下，他拿出来给我看。
我的感觉仍然是：恐怖。中指和食指，在指尖处只有正常人一半宽，到了手指末节，却仍然正常。疤痕狰狞地爬满大半个手掌。
怎么会这样？
他苦笑着说，那台机器是高温的，我的手除了压伤，还有烫伤。
做志愿者有收入吗？
“有一些，要养活自己，还需要打工。我在歌厅唱歌。”
到了方树泉医院，他熟门熟路地带我径直上了四楼的病房。他就是在这家医院做的手术。
四楼有七八间病房，全是手外科的。小屋里住四五个人，大屋里住八九个人。楼道里有8张加床，每张床上都躺着一个病人，无一例外地包着手。
刘先进张望了一下，选择了一间没有护士的病房。他掏出一本《工友通讯》，递给一位伤者。“你好，我是‘打工族’的，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
这间病房的人似乎对他的介绍没什么兴趣，他退出来，到另一间更大的病房开始介绍。我也和病人攀谈起来，我翻开《工友通讯》里刘先进的那篇文章，告诉他们面前的这位就是作者。一个年轻的小个子病友立刻就来了兴趣，向他打听如何索赔。
很快，房间里热闹起来，别的房间的病友也涌进来。刘先进赶紧掏出探访表让他们填写。
“他们哪里是来看我？他们是来看钱的！”
王小小（化名）住在病房靠近走廊的角落里。我走进病房时，她正半跪在床上，扭动着身子，一边咬着苹果，一边半带哭腔地喊“热死了，热死了”。
小小露在外面的左手没有受伤，没有看见她的右手。我的心一紧，难道她的右手没有了？
姐姐秀秀揭起妹妹病号服的一角，却见王小小的右手被纱布捆在肚皮上。“我的手少了块肉，医生说要绑在肚子上，让肚子上的肉和受伤的手长到一起，再从肚子上割下来补到手指上。”
我翻起她床头的牌子：20岁，右手食指皮肤缺损。
“怎么受的伤？”
“我在鞋厂压鞋底，被机器轧的。”
“你们工厂以前有人受伤吗？”
“有，我这个工种就有很多人受伤。”
“你见过她们吗？”
“没见过，有的人一直在养伤，有的人走了，受伤了谁还愿意留在这个倒霉的工厂。”
“你上班前受过安全培训吗？”“没有，就是组长告诉我怎么放料。”
这时，王秀秀凑过来问：“我妹妹还没买保险，你说能拿到多少赔偿……嗯，她还没成年呢。”
我一听愣了，“你妹妹哪年出生的？”“1990年5月。”童工？！
王小小很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还不到16岁。
“你妹妹念初中了吗？”
“没有，小学毕业后，在家呆了一阵子就出来了。”
“这么小就出来了？”“都一样，我也是这么小出来的。”我转向王小小，“什么时候进厂的？”“2004年7月。”“受伤时几点？”
“凌晨5点。那天上夜班，从晚上干到早晨。”
“你每天工作几小时？”“总要十二三个小时吧，没有休息天。”“你们宿舍住多少人？”
“三四十人，像火车那样的上下铺，一共有3层铺。”
“谁送你来的？”“工友送我来的，可是工厂没有拿钱来，医院要等钱来了才肯做手术。”
“钱几点送来的？”“大概9点多吧。那时候我流了好多血，一直在哭。”
“很痛吧？”
“刚受伤时没感觉，从机器里拿出来以后一直特别痛。”
“厂里交了多少住院费？”“大概6000块。”“厂里有人来看过你吗？”
王小小腾地从跪坐的姿势改成跪立，尖叫起来：“他们哪里是来看我？他们是来看钱的！”
“我要用一支秃笔记下工友苦恼”
每次探访回来，探访员都要写下探访过程。他们很多人只有初中文化，勉强能做到文字通顺。从档案的角度看，他们的资料很粗糙。但正因为原始，反而给人更多的震撼。
黄小燕，20岁，四川达州人。2004年春节后，进某灯饰厂工作。她负责操纵一种机器，因为是剥线皮用的，大家都叫它“剥皮机”。
2月19日，黄小燕操纵着这台还不太熟悉的机器，突然觉得左手凉了一下，急忙抽回来，只见左手中指、食指和小指不见了，只剩下白花花的骨头茬子，血流不止。
工厂没有派人来看护。每次她提出这个要求都被老板拒绝。她老是偷偷哭，怕爸妈知道了伤心，怕男友要分手，更担心工伤赔偿不会那么顺利，因为厂方没有和她签劳动合同，更别说保险了。
2004年4月，志愿者冯连臣在惠州市人民医院，遇到了一位即将被截去手指的工友，他的爱人欲哭无泪。
“两个月前，我丈夫在工作中，右手4个手指被机器剥走了肉，老板把他送到镇医院治疗。我们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就稀里糊涂接受了厂方安排，对医院一无所知。第一次手术是把他的手指缝在胸口长肉，第二次是拉皮手术，把大腿上的皮割下来包在手指上，然后再缝在大腿上让它慢慢长。一个月后从大腿上取下来。医生说不久就可以出院了。
“可是一星期后，腿上的伤口开始流血，小指和无名指整个变黑了，食指和中指的末节也变黑了。我去问医生，医生说是我丈夫体质差，吸收不好，缺乏营养导致伤口长得慢。还警告我们离开医院后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我怕继续住下去整条胳膊都保不住，只好转院。我很想弄清楚，到底是我丈夫身体差，还是医院的治疗水平差。”
王福，河南兰考人，17岁。2004年2月28日，进入泰×集团做冲压工。进厂时，厂方既没有与他签劳动合同，也没有对他进行安全生产培训，就安排进车间工作。
“每次我都提心吊胆地操作，那台冲压机压下来的时候声音能让人吓一跳。2004年4月3日下午，机器出了问题。我的右手手掌被冲压机死死压住，五根手指被活生生地切断了。我在车间里大叫，厂方叫保安送我去医院。到了医院，保安不肯进去，我只好忍着剧痛走进去。过了一会儿，厂里领导拿钱来了，对医生说：不要给他接了，包一包就行。
“医生没有听他的，把四根手指接上了，但是大拇指却永远没有了……更气人的是，我听说我的大拇指已经捡回来了，但厂领导却把它扔了。我们厂里的老板很厉害，厂里发生过很多工伤都没有赔偿过。在这个医院，就有我们厂8名工伤者住院。我听很多工友说，老板很可能是当地的一名人大代表。我很害怕，不知道今后怎么办。厂里一分钱伙食费都没有给，也没派人陪护。只有舅舅在照顾我，用他捡垃圾的钱给我买饭吃。”
张洪，湖南人，19岁。2003年9月9日进入惠州某鞋厂。厂方没有和他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提供安全培训，便安排他操作冲床。还规定一天工作11小时，一周工作7天。
9月29日，机器发生故障，轧伤张洪右手。虽经救治，食指和中指却永久失去了功能。厂方拖欠4000多元医疗费。
张洪的父亲多次到惠州劳动局，工作人员答应督促厂方。张洪手指发炎，日渐肿胀，也不见厂方到医院交钱。其父母多次去工厂催促，始终没见到老板。
一位办公室人员在电话中“接见”了二老，说张洪是在工作中睡觉而被轧伤的。厂方本不应负责，医疗费只承担一半。还说，“厂方不会赔钱了，你有本事就去告我们。”
每次听到这样的故事，冯连臣总很痛心。“无良老板的行为直接把工友推向生活的悬崖。我要用一支秃笔记下工友苦恼。我们不愿意发生工伤，工伤让我们失去快乐，整日在旁人鄙视的眼神中生活。有时我们像垃圾一样被人弃置在黑暗的角落，自生自灭，眼睁睁看着我们身上流出的鲜血，被无良老板当作美酒来畅饮。我们不甘心受冷落，可又无法改变现实。”
“为什么广东手外科发达？因为断指多，有市场呗！”
在方树泉医院医生办公室，两个医生正忙着写病历。说明要采访，其中一个抬头看了我一眼，说要医院办公室同意。
赶到办公室，出示了记者证。工作人员满腹狐疑地看着我，你到底要采访什么？
“了解一下这里手外科手术的情况。”
“哦，手外科啊，很多工伤的……你要是报道了，会不会影响我们这里的投资环境啊？”
我一时语塞，“白衣天使”在决定是否接受采访时，先想到的居然是投资环境！
手外科的谢主任是1999年建科时，从骨科调来的。手外科共有12名医生。每天平均急诊在15到20例，有时更多。伤者绝大多数是工伤。“听说广东是全国手外科最发达的地区？”
“从医疗技术上说，不是全国最好的，但从临床技术来看，确实是全国领先。这里手外伤的量很大，医生临床经验丰富。”
“怎么会有这么多伤员？”
“我们这里‘三来一补’企业多，主要是加工业和制造业，所以很多工人手受伤。你可以去顺德、深圳那边看看，那里的手外科也很繁荣，还有专门的手外科医院。”
在互联网上检索“断指，医院”，很快就可以得到上千条介绍，但主要都在珠三角。
广州和平手外科医院网站介绍，自创办以来收治了6000余例急诊及门诊手术病人，断指再植成活率95．5％，尤其是指尖离断再植、手指多段离断再植、双手十指离断再植等复杂、罕见的再植达到了国内国际先进水平。
恒生手外科医院，是1993年创办的一家民营医院。该院拒绝透露具体的救治数字。但在他们的网站上，这样介绍院长黄卫东：亲自主刀完成手外科手术3000余例。
顺德和平手外科医院，在珠三角可谓赫赫有名。两年前，这家医院的前身———三州医院手外科还挤在一幢破旧的三层小楼里。2004年，两幢高楼拔地而起。一位30来岁的手外科医生，在出席联合国劳工问题论坛时，说他10年里做过大约4000例断指再植，相当于平均每天一例。言者神情淡定，闻者无不诧异。
广东某医院手外科的宋大夫，6年前从北方某省医科大学毕业，来到广州工作。他的同事，也大多来自外省。“学手外科的人都知道，广东，特别是深圳这边手外科好找工作，待遇不错，还能给医生和配偶解决户口问题。”
在广东，几乎每个镇，都有专门的手外科。宋大夫估计，总数超过百家。而在广东、浙江以外的其他地区，手外科很多还设在骨科中，极少有专门的手外科医院。“为什么广东手外科发达？因为断指多，有市场呗！那些手外科医院完全是市场造就的。十年前，很多医院的骨科都不愿意做断指手术，接一只断手至少两三个小时，哪有那么多医生做啊。有些人看到了市场，自己出去开设手外科医院，都赚了大钱。接一个断指一般要花5000元，一年断上几万只手指，还有其他手外伤，你算算，多大的市场！”
刚开始工作时，面对血肉模糊的伤手，宋大夫有时也会害怕。“伤情各种各样都有：压扁的、整个手掌切断的、带烫伤的……有的肉都被压成泥了，只能截掉或者从身体其他部位割肉来补。时间久了，我也变麻木了。”
一次，宋大夫收治了一个小姑娘，老板说她有18岁，但长得极其瘦弱，个子很小，一看便是童工。后来一问，只有14岁。“遇到这种情况你们会报警吗？”
“不会，通常伤者的医药费都是先由工厂支付，报警了，谁来付医药费？没有了钱，吃亏的还是伤者。”
“这不是你的丑，是社会的耻辱”
从2003年7月开始，广东商学院教授谢泽宪、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巧燕与曾飞扬一起，开展一项工伤课题调查。他们对珠三角地区38家医院、1家职业病防治医院的582位工伤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涵盖的地区包括顺德、中山、东莞、惠州、广州、深圳。
数据显示，71．8％的企业发生过很多工伤，来自农村乡、镇和县城的工伤者分别占工伤者总数的70．2％、15．4％和10％，城市户籍职工受工伤的只占4．3％，其中大城市的工伤者只占1．6％。
绝大多数工伤者是青年人，平均年龄26岁，31岁以下的占81．6％，17岁以下占4．5％。接近六成的工伤者未婚（55．8％）。
发生工伤最直接的原因主要是机器轧伤和割伤，占75．8％。受伤部位最多的是手指。被调查的工伤者总共有401人手指受伤，占受伤者总数的69％，受伤手指765个。
在现单位工作1年内发生工伤的占调查总数的75．1％，其中，新上岗发生工伤的占14．8％，上岗几个月之内发生工伤的占31．1％，上岗1年左右发生工伤的占29．2％。
工伤发生最多的行业是五金（32．3％）、家具（13．1％）、电子（8．1％）和建筑业（5％）。
工伤最多的企业是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其工伤比率高达53．9％，其次是外商独资企业，比率达到26％，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伤发生率只有3．5％和1．9％。
61．7％的工伤者没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工伤者所在企业建立了工会的只占11％。
66．3％的被调查者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日平均工作时间为10．18小时。超过五成（50．9％）的被调查者经常加班，加班的时间最短的是1小时，最长的8小时，超过七成的被调查者没有任何休息日。
绝大部分工伤者没有按规定获得医疗期间的工资。正常发了工资的企业只占20．3％，减发工资的占16．4％，没有发工资和不知道有没有工资的分别为24．5％和38．5％。
在整理材料过程中，谢泽宪常常是看着看着就痛哭起来，需要很久才能平静下来。
她特意设计了“伤者能否得到外界帮助和支持”一项。结果发现，朋友、老乡、同事、家人对工伤者的关心程度非常高。维护社会公正的政府、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维护女工权益的妇联等机构，理论上应该都是工伤者最强大的后盾，而事实上，来自它们的关心却几乎看不见。
她最后得出了“工伤问题已经成为珠江三角洲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也是影响广东和其他省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性问题”的结论。“高速发展的GDP掩盖了工伤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谢泽宪分析，工伤的后果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工伤者生命和健康权益受到的重大伤害，其次是企业的经济损失和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由于工伤者绝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青年，广东的工伤问题又演变成为外省农民问题和农村可持续发展问题。由于工伤发生较多的企业中有很大比例的外资企业，工伤问题又可能演变成目前备受关注的公司社会责任问题。由于工伤者的权益得不到应有保障，走投无路的打工者又可能诱发严重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问题。
谢泽宪观察到，刘先进们不太愿意把受伤的手露出来，受伤的阴影一直还留在心上。“其实他们完全不必这么自卑。要知道，这不是他的丑，是社会的耻辱。”
谁弄断了他们的手？
根据广东某媒体报道，1998年仅深圳龙岗和宝安两地对外公布的工伤个案就达到了1万多宗（多数都是断指事故），引起了中央重视。中央四部委专门派来一个联合调查组。当时的情况相当严峻：深圳宝安区沙井镇青海电机厂，半年内竟然连续有48名员工断指。这家媒体还报道说，从1998年起，地方劳动部门已经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
6年后的今天，情况如何？
我没有查到官方公布的数据。
“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这是曾飞扬的判断。他是这样推算的：工伤探访项目有5个固定的志愿者，每人联系4家固定的医院，每次在每家医院至少完成5份探访表格。每个月探访3次。1年下来至少就有3600张表格，也就是3600起工伤事故。而在珠三角，拥有手外科的医院总数超过100家，志愿者能接触到的，其实只是很少一部分受伤工友。他的推算得到了一些关注劳工问题的专家的认可。
常驻珠海、为外来工低价甚至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的乐祥国，正在调查珠海某企业，该厂1年内发生了58宗断指事件。
十余年间，珠三角经济蓬勃发展。可创造这个奇迹的打工仔、打工妹，工资水平仍维持在十年前，仍在承受工伤之痛。
谁弄断了刘先进们的手？机器！是机器吗？
曾飞扬认为，珠三角工伤事故频发，原因首先是部分企业机器设备陈旧老化。改革开放之初，在一片“引进外资”、“发展经济”的呼声中，很多被国外淘汰的机器设备被“引”了进来。“法院对深圳一家港资企业进行查封拍卖时，经专业机构鉴定，该企业的设备是20世纪20年代出厂的，已经没有任何价值。”
培训不足、仓促上岗也是主要原因。记者在医院调查的四十多位伤者中，没有一位承认自己受过安全生产培训。
周立太律师，因为替工伤民工打官司而名扬全国。深圳是他的发祥地。“断一只手，企业以前只需要赔几千、几万。我周立太帮民工打官司，他们要赔几十万、上百万。那些企业跑到政府去诉苦，说有这样的律师在这里，我们呆不下去了。”
最后，周立太黯然离别深圳。
曾飞扬们，虽不曾面临周立太的窘境，但也举步维艰。采访中曾飞扬一直强调，我们很注意把握分寸，我们不是工会，我们只是政府工作的有益补充，有的底线，我们是不能碰的。
工伤者出院后去了哪里？如何生活？
记者拨打他们留在探访表上的手机号码，几乎全部停机。
广东商学院社会学系的大学生曾对他们做过追踪调查。他们有的回了老家，靠着赔偿的钱开个小店，有的还在广东，等待着漫长的诉讼。
根据法律先仲裁后起诉的规定，外来工诉讼成本越来越高，这让工伤者苦不堪言。一个普通的工伤案件，伤残外来工正常的诉讼时间长达1070天。大部分人由于诉讼时间过长，不得不放弃，最终导致合法权益无法得到维护。
曾飞扬有很多想法，但资金的匮乏、身份的限制使得很多想法只能停留在纸上。“我很想建一座工伤纪念碑，就在工伤最多的珠三角。我们不能让打工者流血又流泪。”
“为什么不做呢？”
他沉默。“这该是政府做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转载自 中国青年报（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