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16年可能会给观察中国环境的人一个印象，似乎有太多重复的故事在上演。无论是肆虐华北的大范围雾霾，还是2016年早些时候发生的常州“毒地”事件，似乎都在向外界表明，中国环境问题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甚至只要换一下2012年报纸上环境新闻的年份，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用在2016年的报纸上。
但正如一个数学模型，如果有越来越多的数据无法用这个模型来解释，那么模型本身的效用就会大打折扣。在2016年，我们看到了一些新的事实和动向，他们就像游离在曲线之外的那些数据，正在动摇关于中国环境的那些老套故事的解释力。以下就是2016年那些正在“松动”的中国环境叙事。
“中国环境很糟糕，空气、水、土都是有毒的。”
这样的故事从世纪初开始就成为报道中国环境问题的主线，并以各种变体出现在世界媒体的醒目位置。如果把它作为一种描述的话，直到今天它都还是“正确”的。北京的PM2.5年均浓度仍处于80微克/立方米的水平，距离世界卫生组织的35微克/立方米目标值和北京自己的2017年目标（60微克/立方米）还有很大的差距，污染还是相当严重。但2016年的很多信号都表明，这个关于中国环境的简单描述可能无法捕捉到表面恶劣的环境之下正在发生的改变。
2016年7月，中英两国研究人员在《自然-地球科学》发表研究成果，认为中国煤炭消费已经在2014年左右见顶，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已经与煤炭消费的增长脱钩。从2013年以来，关于中国煤炭消费迎来“拐点”的说法就已经出现，2016年这一趋势得到确认。这一进展是如此重大，以至于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认为中国官方应该正式对外宣布。作为中国最主要的一次能源来源，煤炭消费的达峰对于中国的空气污染、温室气体排放和其他污染物排放都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尽管空气质量依然恶劣，但中国年均PM2.5浓度从2013年“大气十条”颁布以来一直呈现稳步下降趋势。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也有可能在2025年左右达到峰值，早于官方估计的2030年。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增长放缓的新常态，与水污染与土壤污染相关的其他污染物也逐渐进入下降周期，根据环保部于11月30日公布的数据，到2015年底，中国的重金属排放比起2007年下降了27.7%。有毒重金属污染是中国的水体和土壤面临的巨大挑战，曾在几年前多次引发重大污染事件。污染排放的下降对千疮百孔的中国环境是好消息，但是正如2016年的常州“毒地”事件所揭示的，清除历史遗留的污染问题将变成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艰巨任务。
“中国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环保法规得不到有效执行。”
在关于中国环境为什么如此糟糕的论述里，“重经济、轻环境”以及“有法不依”是反复被人们提及的“老生常谈。”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这都是中国环境问题的一个令人无奈的现实。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今天这一局面仍在影响中国的环境生态足迹。例如，在2016年围绕煤电规划的博弈中，地方政府因为倚重煤电所带来的财政收入而在电力需求放缓的大背景下上马大量新的煤电项目，遭到国家能源局连踩刹车制止，显示地方的经济发展冲动仍在深刻影响中国的环境前景。
但一些深层次机制改革的推进，也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这一叙事的解释力。比如，从2014年开始，中国的一些地区已经不再将GDP作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指标。在雾霾问题最为严重的河北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是直接要求地方官员不要为GDP纠结。2016年，中国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的工作持续进行，包括江西、安徽等很多省份都在低调地开始尝试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和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把自然资源的保护纳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量当中。
更引人瞩目的是2016年在中国各地开展的中央环保督查，由省部级高官带队，检查各地环保落实情况。与以往不同的是，2016年开展的督查重点从企业变成了政府，着重解决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督察结果将作为对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任免的重要依据。2016年8个省份的中央环保督查过后，共有3000多名地方政府官员被纪律处分，310人甚至受到拘留，力度空前。
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环保问题上的博弈可能仍将继续，但关于“地方政府不重视环保”的叙事可能正在悄然改变。
“作为对世界环境影响巨大的国家，中国却不承担应有的责任。”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全世界的注目下轰然“崩盘”，留下一片互相指责的声音，其中批评中国阻碍协议最终达成的批评声尤其刺耳。这种声音在此之后一度成为评价中国环境努力的主基调，甚至成为美国国内反对气候立法的理由。
但这种叙事已经在过去的两年之内被证明越来越站不住脚，并几乎已经被彻底抛弃。2014年以来，中国在气候变化、象牙贸易、绿色金融等问题上表现出的积极主动姿态让人眼前一亮。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共同发表的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让人意识到，中美之间相互指责的模式很可能已经成为国际气候政治的过去式。在声明中，中国第一次公开提出了碳排放达峰的时间表，而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拒绝为自己的碳排放设限。这一突破性的动作为2015年底通过历史性的巴黎协定（以及它在2016年的顺利生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国内面临的严峻环境形势和经济转型的压力可能使促使中国在气候能源问题上主动转向的主要动力。事实上，中国在气候外交上展现出更大的领导力还可追溯到更早的2013年。在当年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期间，中国正式接受美方提议，与美国“配对”进行G20框架下的第一轮化石能源补贴同行审议，为其他G20国家开展此类互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示范。2016年9月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上，中国提交了此次同行审议的成果，首次明确了化石能源补贴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大大增加了在这一关键议题上的政策透明度。
同样是在2016年的G20峰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和英格兰银行在推动全球金融绿色化方面的合作成果也得到了广泛肯定。
与中国在气候领域的表现相应的是她在其他关键国际环境问题上的建设性角色。作为全球最大的象牙消费市场，中国的行动对于保护大象这一濒危物种至关重要。自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承诺彻底禁止国内商业象牙贸易后，中国正在为这一禁令的实施做最后准备，并预计会在近期公布最终关闭象牙贸易的日期。
2016年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1月美国大选之后，当不承认气候变化并曾扬言要撤销美国环保局的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下任总统，国际上出现了欢迎中国领导世界气候进程的呼声。这即便是放在三年前都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
共同书写
关于中国环境的故事将会继续被来自官方、民间和国际上的各种力量共同撰写。2016年，当中国官方用雄心勃勃的“十三五规划”为今后五年的绿色发展定调时，常州、连云港和成都的公众正在为自身生活的环境呐喊。就像好几支彩色画笔在同一块画布上作画一样，这些力量之间的互动将决定未来这个国家完成一幅怎样的生态画卷。
作者简介：马天杰，中外对话运营副主编。加入中外对话之前，他担任绿色和平中国大陆项目总监。在绿色和平任职期间，他经常为中外媒体撰稿，就中国的环境挑战作出评论。他于2009年取得美利坚大学国际环境政策硕士学位。